“那时候还是泥路，雨天一脚深一脚浅。”站在揭西县大溪镇井新村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寨前，村党总支书记李坤勇把年轻人带回几十年前的村庄：上世纪70年代，全村1700多人曾挤在约2万平方米的古寨里，改革开放后村民才逐步外迁建房。围在他身旁的，是广东文艺职业学院“非遗光影”实践队的学生。有人举着相机对准古井石沿上的绳痕，有人蹲在祠堂梁柱前拍下雕花细节，有人将老人带着方言的回忆认真记录在采访本上。
“村民讲村史”，讲的是一村一落的前世今生，落笔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山乡巨变。2026年，广东启动《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项目，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社科联、省出版集团共同牵头，依托“双百行动”和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首批组织48家高校院所对口30个试点县（市、区），力争完成1000个行政村基础撰稿工作。广东文艺职业学院组建10支专项实践队、集结137名师生，奔赴揭西县7个乡镇、10个行政村，实行“一队一村、一村一史”工作模式，用文字、影像、声音和设计，为乡村立传、为时代存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立足这一时代坐标，“村民讲村史”不是把尘封往事简单装订成册，而是让群众成为乡土历史的讲述者，让青年成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让村史成为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可持续运用的文化资源。
把“主讲席”还给村民，让一部村史先有“人”再有“史”
村史由谁讲述，决定了它有没有温度。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把“村民”两个字放在项目最前面：不把村干部的一份汇报材料当成全部村情，不把网络资料拼接成村史，更不追求“千村一面”的漂亮文本，而是让老党员、老村民、基层教师、村医、乡贤、非遗传承人以及普通劳动者共同开口。
在井新村，李坤勇带着师生一边走古寨，一边讲村庄生产生活的变化。学生吴静雯很快意识到，口述史最动人，也最需要谨慎。她形容，哪怕是老乡一句“我爷爷那会儿”的口述内容，也要拿到不同材料里反复核对才敢落笔。由此，村民的记忆不再只是采访中的“故事”，而是要与县志、村务档案、老照片、契约、实物遗存以及其他受访者的讲述相互印证。
在南山镇归善村，村党支部书记刘仲坚带队走进简容公祠。这里既是乡土宗祠，也是红色历史现场：1947年潮汕人民抗征队有关机构曾在村中活动，《团结报》也曾辗转迁至归善村。师生从祠堂、交通站旧址一路走进茶园和村民家中，让“革命史”“生产史”“生活史”在同一座村庄里重新连接起来。75岁老党员刘伟平说得朴素：“以前没有电的，也有电了；没有路也有路了。”几句话，把一个山村跨越数十年的变化压缩成最有分量的生活证词。
在坪上镇员东村，烹饪与营养学院实践队专访年过八旬的老村支书黄自开、扎根乡土半个世纪的老村医以及长期从教的基层教师。村史在这里不只写“大事”，也写一个基层干部怎样为村民奔走、一个乡村医生怎样守护几代人的健康、一个乡村教师怎样见证瓦屋变新居。普通人的坚守，由此成为村庄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把“真实性”立成生命线，让一句乡音经得起时间检验
村民愿意讲，是村史有温度的前提；讲得真、写得准，则是一部村史能够留下来的底线。针对不同队伍调研经验不一、基层资料碎片化、口述史容易出现时间偏差等问题，广东文艺职业学院组宣统部联合“双百行动”驻县服务队、影视与动漫学院，在进村前编制《“村民讲村史”进村调研工作指引》和《“村民讲村史”影像编导工作手册》，把“怎么问、怎么拍、怎么记、怎么核”具体化。
每支队伍进村前先做案头预研，再形成“一村一策”；访谈对象尽量覆盖老中青、干部群众和不同职业群体，避免“只听少数人讲、只看样板点”；重要事实坚持多方互证，涉及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宗族信俗、地名沿革等内容尤其慎重；未经核验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能作为村史事实来源。学校还建立团队自查、教师初审、校内审核、属地核验、逐级报送的流程，让“有出处、能互证、经得起追问”成为共同标准。
这套看似“慢”的方法，恰恰体现了对历史和村民的尊重。村史不是抢新闻，不能用一句“听说”代替证据；乡愁可以柔软，但史实必须坚硬。只有把散落在村民记忆里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核清楚、放回正确的位置，村庄的集体记忆才不会在传播中走样。
把“村庄小史”放进“时代大史”，在普通日子里读懂山乡巨变
本次广东村史编撰工作，一个鲜明导向是重点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乡村的发展变化。也因此，广文艺的师生不是只在古祠堂里找“过去”，还要到今天的产业基地、学校、村道、河道和公共文化空间里寻找“正在发生的历史”。
在良田乡下村，酒店管理学院实践队走进南方人民银行纪念馆，触摸“南方券”背后的红色金融记忆。学生黄嘉杰走出旧址后说，自己“切实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脉动”，也更想把这段红色记忆传播出去。红色历史不再只是书本中的一个知识点，而成为青年理解信仰、发展与责任的现实入口。
在棉湖镇贡东村，影视与动漫学院团队从炮楼、宗祠、中西合璧的元华里一路走到第二华侨中学。贡东村是“全国文明村镇”，村干部向学生细数这些年的变化：村道实现硬底化，“雨污分流”工程落地，“星级文明户”评选深入开展。第二华侨中学校长杨虹则从教育视角讲述另一种“村庄之变”：多媒体教室、智慧课堂从无到有，劳动教育基地建了起来。侨胞捐资兴教的传统与新时代乡村教育条件改善，在同一所校园里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塔头镇新溪村，学生张静钰与老党员、烈士后代和村中长者交谈，从一个个家庭记忆里重新理解革命年代女性“撑起半边天”的力量；在灰寨镇后联村，师生走进潮汕干部训练班旧址，追寻一批青年干部从山村课堂走向解放一线的足迹。对于今天的大学生而言，村史由此变成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宏大的家国叙事不再悬在空中，而是落到一条村道、一间老屋、一位老党员、一张旧照片和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生活里。
把“专业”种进乡土，让村史不只可读，还能“听见”“看见”“走进去”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充分发挥艺术、文旅专业的优势，跳出“仅为村史排版、拍摄”的思维，形成“田野调查—口述记录—影像采集—文本编撰—视觉转译—传播应用”的完整工作链条，让村史从一份文字成果延展为可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媒介资源。
棉湖镇玉石村的“声音档案”尤其有辨识度。团队没有只录采访，而是把潮剧唱段、林间鸟鸣、溪流水声、油柑成熟落地的声音一并采集下来；再结合当地民居和油柑产业元素制作主题明信片，通过nfc技术把声音嵌入纸片。手机轻轻一碰，村庄就“响”了起来。对一座村庄来说，历史不只有文字和照片，还有方言的语调、劳作的节奏、山林的声场以及一代人的生活气息。
在井新村，影视专业学生记录宗祠梁柱、古井石沿和古寨巷道；在贡东村，镜头追随炮楼、侨宅、学校和村民口述；在新溪村，旅游管理专业力量尝试从红色记忆中梳理研学线索。设计、影像、动漫、文化传播、文旅策划不再是村史完成后的“包装”，而成为从采集到活化的生产工具。
这也回答了“村史写完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本书可以保存事实，一组影像可以保存风貌，一段声音可以保存情感，一条研学线路可以让历史重新进入现实生活。当更多年轻人愿意听、愿意看、愿意走进村庄，乡土文脉才真正从“被保护”走向“被理解”、从“被记录”走向“被使用”。
把“一村一史”接入文明实践，让乡土记忆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资源
放眼全省，《村民讲村史》正在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坐标。广东超2.6万个行政村（社区）形态多元，每一个村庄都保存着岭南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明和改革发展的独特切片。把这些“小史”系统记录下来，最终拼成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最基层、最生动的历史底稿。
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把书放进柜子”。广东明确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推动成果融入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农家书屋等基层阵地，并逐步接入“广东数字村史馆”，通过短视频、云展览等方式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村史由此既可以成为老人留住记忆的“乡愁档案”，也可以成为青少年了解家乡的“乡土教材”；既可以为文明实践提供本村故事，也可以为基层治理、红色研学、文旅发展提供文化底本。
这正是“村民讲村史”的更深层价值：它让文明乡风有了本土人物，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乡土表达，让爱党爱国爱家乡不只存在于宏大话语中，而落实到“我们村的人”“我们村的事”“我们共同走过的路”。在贡东村，“星级文明户”是村民看得见的文明实践；在员东村，老支书、老村医、老教师的坚守是可感可学的身边榜样；在归善村，红色家风和茶山烟火共同构成村庄精神谱系。这些都是村史能够持续滋养乡村的原因。
从揭西出发，让“村民讲、青年记、大家用”成为一场跨越代际的文明接力
137名师生、10个村，只是广东万千村落中的一个切面。可正是在这些切面里，人们看到了一项文化工程如何落到土地上：村干部打开村情，老人打开记忆，青年打开笔记本和摄像机；一边是三百年古寨、红色旧址、侨乡学校、茶园蜂场，一边是硬化村道、智慧课堂、人居环境改善和新的乡村生活。过去与现在，不再被分成两个章节，而是在一个个具体人的讲述里连成了历史。
“村史采写是行走的思政课。”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邱广林在揭西带队指导村史项目编撰时说到，“学生走进乡土深处，听老党员讲奋斗、听老村民讲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家国情怀的分量。对青年而言，这是一次社会调查，也是一次精神寻根；对村庄而言，这是一场集体回望，也是一场共同确认——确认家乡从哪里来，确认今天的变化靠什么得来，确认未来还要把什么传下去。”
村庄的历史，从来不只写在青砖、族谱和碑刻上，也写在一代代人的日子里。让村民开口，是尊重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让青年倾听，是完成一次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让专业参与，是为传统文化寻找新的表达；让成果回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基层现场，则是让文化真正润心化人。
当“村民讲、青年记、大家用”成为一条完整链条，一部村史便不再只是过去时。它记录一座村庄走过的路，也照见新时代南粤乡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它留住乡愁，也涵养乡风；它为乡村存史，更为发展聚心。揭西山水间，一段段曾经只在老屋门前、茶桌边、祠堂下口耳相传的故事，正在被郑重写进大地，也写进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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